与绥芬河相距21公里的俄罗斯小城格罗捷阔沃，被绥芬河人称为“格城”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中国边民，也给对面的俄方小城带来了机会。1991年初，倒包渐成气候，“倒爷”们只要将羽绒服、运动服等打成大包，随客运列车发出，40多分钟后，格城车站就有人接应，不出站台货物就被抢购一空，一两万元挣到了手。当时，发往格城的列车成了“倒爷”专列，有时一人货包占去一节车厢。为保证旅客正常乘车，铁路方面限定了每张车票带包数量。聪明的“倒爷”又悟出对策，多买车票照样多发货包。铁路部门严格执行每人携带物品不准超过35公斤的规定(每超过一公斤罚款100元)，这就形成了铁路过货、公路走人的格局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  往格城倒包的人，多数挣了大钱，年赢利三五十万的不在少数，最多的有达到上百万元的。人们这样概括这一阶段的跨国倒包：“中俄边贸处于幼稚时期，跨国‘倒爷’把握机会，靠商品大进大出赚取高额利润。”

  随着中国商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普及， “倒爷”们选定的第二个主攻方向是乌苏里斯克。这里处于格城到海参崴之间，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线上，运输很方便。

  先前在格城市场，中国“倒爷”持“四日游”、“七日游”一次性护照，也可以把当次发出的货卖完。而到乌苏里斯克，由于途中时间多了，加上日本、韩国商品冲击，逼迫中国“倒爷”在商品质优价廉上下工夫。这样，一大批从广州、福建、江浙一带厂家直接发出的服装、家电、日用品经过绥芬河口岸，流向乌苏里斯克，再转卖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家庭。1995年5月，一次性旅游护照最长期限延至30天，为“倒爷”们提供了更充足的境外停滞时间，更加有助于他们参与“国际商战”。

  从1995年9月开始，乌苏里斯克中国市场由一处增至两处。其中市郊一处晚上营业，以批发为主；市中心一处白天营业，以零售为主。有的“倒爷”为加快售货进度，就“日夜兼程”，“批零兼营”，昼夜征战长达18个小时左右。

  来自莫斯科方面的俄商在乌苏里斯克中国市场上频繁出入，为中国“倒爷”带来了俄罗斯腹地的经贸信息，于是，一大批中国“倒爷”走出远东，向车里亚宾斯克挺进。

  车里亚宾斯克位于欧亚分界处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起点。以海参崴为终点的这条铁路，全长7416公里。转战车里亚宾斯克的“倒爷”，多半有过在乌苏里斯克“练摊”的经历。从竞争特点看，在乌苏里斯克是呼号喊叫中的拼命厮杀，而在车里亚宾斯克则是平心静气中的激烈争夺。凭着莽撞和拼消耗，可以在乌苏里斯克市场上立足，而在车里亚宾斯克则是另一番景象：中国“倒爷”随俄罗斯当地职工作息时间“上下班”。表面上看，买卖做得很清闲。实际上则更需要巨额投资、对路商品和营销技巧。单就每日进入经营场地的4万卢布(当时约合70块钱)而言，就足以使小打小闹者望而却步。

  当年的车里亚宾斯克，集中了中国“倒爷”4000多人，市场上每天运进40多吨中国商品，30%来自绥芬河。其它向这里发货的地点还有北京、沈阳和新疆各口岸。

  说来也怪，小小的绥芬河，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和商品去占领车里亚宾斯克市场？记得当时回国发货的张敬东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；“绥芬河口岸吞吐量大，既能过货又能过人，出国倒包都觉得从这里出境较为方便。”他在那里经营两年多就积蓄20多万元，他说，这样的效益，能在“倒爷”中占中下等水平。

  经过5年的打拼，郭华稢现在是公司的副总经理,他从事的是国际物流工作,但没有人再叫他“倒爷”了。 记者 徐刚 摄

  外面一件大衣，里面是10多件的外套、衬衫，然后里三层外三层的日用品，人整个“肿”了起来……这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，郭冬临的经典“倒爷”形象。

  进入辽宁久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，宽敞明亮的办公区域内坐着十几个员工，他们的手“奔波”在键盘上。在一个座位上，记者找到了西装革履的郭华劼，你无法把他和记忆中的郭冬临画上等号。

  郭华劼生于1977年，今年31岁，透着一种超出实际年龄的成熟和稳重。“我这30年，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。可以说我赶上了好时代。倒爷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，我们现在从事的叫国际物流。 ”他开着玩笑。

  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“十亿人民九亿倒，还有一亿在寻找”——价格双轨制下，“倒爷”诞生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性群体。“我父亲就是从事国际货运的，但他不是那种所谓的倒爷，但他曾经当了13年的远洋运输船的船长，见了太多倒爷了！ ”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，童年时期的郭华劼家里家外，总是能接触到很多“倒爷”。80年代中期，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，市场开始丰富，另一方面，中俄关系的解冻，俄罗斯生活物资的匮乏，让中俄之间的贸易，异常发达。“开始是他们来，用工业品换生活品，后来是我们出去。那时候的‘倒爷’就是在国内买东西然后到国外卖，赚的是其中的差价，他的行为实际上包括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两个层面。每天都有大量扛着大包小裹的人在排队过海关。

  “当时，从远东地区到西伯利亚，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，到处都有中国商人在摆摊儿卖货。 ”郭华劼说，父辈的倒爷们，很多抓住了这个机会，成了“倒爷”贸易的最初受益者，但他们某一些程度上，也的确促进了两国商品的流通。

  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而成为历史。 1991年以后，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非常激烈，而部分“倒爷”钻法律空子的行为，也让这一个名字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名词，反倒成了略含贬义的特殊词汇。钱也不好赚了，郭华劼说，听父辈们讲，到1993年以后，仅绥芬河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，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。“倒爷”伴随市场经济进入正轨，风光不再。

  2000年，学习国际贸易的郭华劼毕业进入一家从事国际物流的国企。“环境的改变、法律和法规的健全。原来那种形式的国际贸易、国际物流不可能再有生存空间。这就需要转变，变成单纯的物流，为上游企业服务。 ”

  工作一段时间后，郭华劼出国到了澳大利亚学习专业的国际物流。“当时，选择回国还是留在澳大利亚，我很伤脑筋。 ”在国外，工作较为稳定，而在国内，创业的机会较多。在权衡下，他回国加入现在的公司。经过5年的打拼，他现在是公司的副总经理。“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负责在中外双方传递货物，是桥梁和纽带。上游企业与外方谈好之后，委托我们，把报关单据发给我们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预定交通工具，然后我们上报海关，让物品送到对方手中。把货物安全迅速地送到是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，就是抢时间，确保货物准时到达。 ”郭华劼说。

  不会再有人叫郭华劼他们为“倒爷”，也不会再有人为从国外带回来的一盒糖果雀跃不已。这，就是改革开放的变化。